续9
模块8：耕战脱节与“国人”漏洞
在农业时代的中国，王朝的力量之源始终是耕战。而自耕农则构成了国家的基石。
当然，这个其实不止是中国的特征，在全世界都这样。有时候，出现的现象甚至是反常识的。
举个例子，16世纪的西班牙王室多次要求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。因为殖民地的印第安人主要是村社里的小生产者，而白人殖民者大多是大地主。印第安农民能向王国提供稳定的赋税、服役，而白人大庄园则难以管控，收不上钱，还有自立倾向。所以国王甚至愿意跨文明、跨种族地保护印第安农民。
最后，为了应对财政危机，西班牙王室开始在殖民地推行改革，以求提高王权，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，抑制土地兼并。殖民地白人随之造反，并最终成功独立。
现代学者认为，这事儿其实和独立自由之类的启蒙思想没什么关系，也不是受其他殖民地影响。其实就是国王与民争利，所以大地主们造反了……
在中国古代的兴盛时期，国家的生产力大部分都由小地主和自耕农提供，而这些人也是军队的骨干成员，也因此有相对较高的地位，尤其是战争频繁的时期。我们借西周时的经典名词，称呼这种有产业、有武力的社会骨干为“国人”。
而工业时代，看起来最像国人的，是当年国企时代的工人。
当年的一个个“单位”，可以看成一个个工业庄园，工人就居住在相对独立的、庄园的城池（或者叫坞堡，叫“邑”，都行）里。庄园有各种各的配属设施，而成员平时除了生产，也参与军事训练，理论上是国家的军事骨干。因此，这些“国人”也有相对较高的政治权力，尤其是和住在乡村的“野人”相比，拥有不同类别的户籍，和不同的待遇。
但问题是，这些人也只是“像”国人。
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，差距是很大的。
在农业社会里，生产的基本单位可以细到家庭乃至个人。虽然古代农民很早就开始自发合作，以求提高生产效率，但哪怕只有一个家庭，也是可以养活自己的。只要有基本的工具和材料，就能自己立足。
工业社会，生产的基本单位却大了许多。指望一家一户就能进行工业生产，已经不太现实了，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大型工业设施，更是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合作才能使用。
结果就是，在农业时代，“有产业”很简单。但对于工业时代，“产业”的基本单位是工厂。这样一来，门槛就高多了。起码得是个工厂主，才能掌握“产业”的基本单位。
所以，这些“工业国人”的基础并不牢靠。他们只是名义上共同分享有所有权，实际上也不可能说这个机床是你的、那个电机是他的。而且，农业社会，合作的农民分割利润很容易，因为产出就是单一的农产品，大家谁有多少地也很明确。但工业时代，组织、管理、采购、售卖、维护、扩大生产，往往都是复杂的过程，需要专业知识，由专业人员负责。这使得分割利润没有农业时代那么直观容易。
这种情况下，工业国人其实比农业国人更不稳定，稍有些变动，就会滑落。他这个国人角色更多是名义上的，其实是个迫真国人。
但问题是，工厂主也没法担当国人的职责。
一个群体，如果要作为国家的支柱，那么他的重要性不止需要体现在生产领域，也需要体现在军队中——后者还更重要些。因为能打不能生产，还可以去劫掠和征服；要是不能打，那就真的啥都没了。
资产阶级革命之后，英国的新贵族和乡绅，非常积极地参加军队，垄断了几乎所有军官位置，借助自己和亲信家丁，牢牢控制着军队。而美国的真正拥有者，也一直在通过军工复合体等方式，把军队和自己绑在一起。后冷战时代之前，参军也一直是大族子弟的常见选择。
但中国这边，农业时代的庄园主曾经能给朝廷提供具装甲骑和中下层军官，但“工业庄园主”身上，商人属性要浓厚的多，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。
而且，这甚至不能只归因为当今中国有意管理的结果。看整个近代和现代东亚，都是如此。有军队掌握工业庄园的，有大王掌握军队和工业庄园的……但还真没有工业庄园主作为军队骨干的。
可能是因为，在东亚这边，这个组织方式还是不太行。
工厂主都不行，其他搞金融的，搞虚拟行业的，就更没戏了。
说到底，在中原式的政权里，国家的支柱就从来不是商人。相反，商人往往只能依附官吏，才能让自己发展壮大起来。人有了钱，自然会追求政治权力，但在中原体系里，这个路子基本不可能。
和之前的迫真国人一样，商人、企业主只在名义上是“财富的主人”，地位其实也并不稳定。和欧美的真资本家比起来，他们也只能算是迫真资本家，没有成为新贵族的可能。甚至还得时刻担心会不会有意外情况，比如官府又缺钱了……
所以，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一方面很多平民认为，企业主属于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；但另一方面，企业主却经常有强烈的出奔倾向。
因为哪怕没有专门研究过，大家其实也不难意识到，中原秩序下的企业主，是难以实现权力需求的。因此，大商人和精神大商人，就总觉得国内环境对他不友善，倾向于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，希望在那里能实现愿望。
（当然，现实中到底能不能满足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正如上文所说的，各个群体的中国人在不懂外国、全靠自己寻思这方面倒是很一致……）
总之，这个倾向都不止是意识形态的问题，而是文明本身带来的结果了。
而这两个现象，造成的结果，是工业时代的“耕战模式”错位了。而这，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：时代变化了，老方法依然能用，而且出乎意料地能打（当然也可能是敌人太菜了……），但却还是出现了各种奇怪的偏差。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，就是一个问题了。
列举了这么多对立和矛盾的情况，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当今这种中间状态出现的原因。这种“过渡”的现状，可能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。在合法性叙述方面，恐怕也是如此。3.2级：前景之一：“超级汉朝”
有过渡状态，就有发展方向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我们要看几个重点的地方。
1：权力结构
我们在之前一级的模型中提到，中国王朝时代的晚期，官僚已经成功脱离皇帝，获得了独立的合法性授权渠道。摆脱君主制的过程，不是官僚对皇帝的取代，而是皇帝取代宰相的努力最终失败、进而被抛弃的过程。
在这一级里，官僚机构也继承了这个传统。
很早之前就看有人说，中国的官吏非常严肃，不如西洋官吏。再之后，一般都会接各种对于中国文化保守的谴//责。
不过这个，主要不是文化是否保守的问题，而是文化内神权分配的问题：中国的官吏，尤其是高级主官，是兼有神权和神性的。他对位的不止是西洋的官员，而是官员+主教。主教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也会非常严肃的。
其他一些容易被人当做攻击对象的问题，像官吏为什么对认错特别慎重，不会轻易道歉这类，其实也和官僚兼管祭祀权有关。
而当今中国的最高权力，我看很多人喜欢比喻成皇帝，但这俩逻辑上是不一样的。从权力来源看，当今的国家元首，其实是“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”。
当然，汉朝离现在有点太远了，合法性传递方面变化了不少。考虑这方面的话，当今最高权力，最像的其实是张居正说的那种“摄政”，而且是皇帝不存在了的那种。
（合法性结构上，最像君主的反而是法国那边。法国总统其实是个有任期的国王，至今都兼任着安道尔大公。另外他还是摩纳哥的继承人，摩纳哥那个领主如果绝嗣了，领地就被法国总统继承了。
共和国时代的法国其实也有一套宗藩体系，挺有意思的。）
2：祭祀权的新变化
在这一阶段中，最大的变化，我个人感觉，是政党的出现。
中国式的政党和欧美那些差别还挺大。
虽然大家主要的功能，都包括“民意代表集团”。但是，从1级开始（民——天……），中原/华夏文明里的“民”，就可以直接提供祭祀权、提供神性了。
这意味着政党其实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授予自己合法性，不需要再去找个教派，找个宗教顾问，或者找个民族神，或者别的什么……只要能当好这个代表，它自己就能取得祭祀权了。
这种中华文明特色的合法性结构，又导致两个最明显的结果：
首先，稳定状态下，只会有一个真正的政党——因为这个合法性模型里，一个政党就对应一个“天”。而中原文明是个单核心结构，无法让复数个“天”一起存在。结果就是，不管表面上如何划分党派，实质上的政党只能有一个。要不然祭祀权就裂了，又得打到只剩一才行……
（这种规律，很多人都能凭经验和本能推测到，但我觉得原理并非是网上经常说的，中国人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。实际上中华文明不能容忍的，不是有多个最高权力，而是有多个并行的祭祀权系统，后者才是违背大一统本能的。
只不过现实中，因为政//教合一很完善，导致祭祀系统、祭祀权、行政权力，基本都是合为一体，所以才直观上，给人这种“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”的感觉。
历史上，如果祭祀权的统一没有受到挑战，只是行政权力分散，也不会出什么事儿的。经典例子，比如就是小皇帝名义上掌握祭祀权，大臣们之间，乃至和后宫分担行政的时候。虽然有一个行政首领，可以提高效率，但这个人的权威，只要够组织大家按规则运行朝廷就够了，不必要对其他人形成绝对优势。
现代中国也是如此。明清那个路线已经失效了，组织的稳定才是这个结构下最重要的。然而现在最常见的抨//击，居然是说本朝是独裁统治……只能说这些人怕是根本不了解现在的合法性规则与组织结构）
其次，因为接触和掌管祭祀方面，它就不可能和欧美同行一样，只是个松散同盟了。它必须完善起来，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承担这个位置附带的使命——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但凡是完善的祭祀权组织，几乎都必然要官liao化，用类似官府的结构组织起来（比如天主教会）。
但是，中国的官府，本来就兼有祭祀权了。这又出来个掌管祭祀权、结构类似官府的政党组织，这俩不是重合了么？
所以现实里大家可以发现，尤其在基层，这俩确实很重合……
而除了作为代表的这个方面，中国的政党还有一个角色，是“释天”。这回的“天”还是个外来的普世信仰，所以，释天、讲经的需求还比古代更大了。
而且，为了保证权威性和稳定性，组织里最好随时都有个最高大经师，而中原模式下，大经师当然也是政权的最高首领。
所以大家可以发现，每一个领导核心，都会出一套理论让大家背。这是展示自己大经师的造诣和身份，也就是祭祀权权威的直接体现。这个规律，估计今后也会延续的。
当然，还在被要求背这个，也是好事。
我经常见有人说，这是一种洗脑，其实这种说法才是匪夷所思的。
如果不好理解，就想想欧洲：什么人才会被教会安排学习拉丁语，学习神学知识。或者，想想汉朝，为什么士大夫都想学经，为什么经学家甚至可以发展成一个个门阀。
这里面的原理是一样的：学经，是祭祀权的一部分，是统治阶级专有的训练科目。只不过在中国，知识太普遍太常见，“统治学”都烂大街，让大家都意识不到它有多宝贵了。
只要还被允许学习这些内容，就说明统治阶级对你依然是开放的。当今世界，其实这种才是个例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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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农业时代的中国，王朝的力量之源始终是耕战。而自耕农则构成了国家的基石。
当然，这个其实不止是中国的特征，在全世界都这样。有时候，出现的现象甚至是反常识的。
举个例子，16世纪的西班牙王室多次要求保护印第安人的权益。因为殖民地的印第安人主要是村社里的小生产者，而白人殖民者大多是大地主。印第安农民能向王国提供稳定的赋税、服役，而白人大庄园则难以管控，收不上钱，还有自立倾向。所以国王甚至愿意跨文明、跨种族地保护印第安农民。
最后，为了应对财政危机，西班牙王室开始在殖民地推行改革，以求提高王权，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，抑制土地兼并。殖民地白人随之造反，并最终成功独立。
现代学者认为，这事儿其实和独立自由之类的启蒙思想没什么关系，也不是受其他殖民地影响。其实就是国王与民争利，所以大地主们造反了……
在中国古代的兴盛时期，国家的生产力大部分都由小地主和自耕农提供，而这些人也是军队的骨干成员，也因此有相对较高的地位，尤其是战争频繁的时期。我们借西周时的经典名词，称呼这种有产业、有武力的社会骨干为“国人”。
而工业时代，看起来最像国人的，是当年国企时代的工人。
当年的一个个“单位”，可以看成一个个工业庄园，工人就居住在相对独立的、庄园的城池（或者叫坞堡，叫“邑”，都行）里。庄园有各种各的配属设施，而成员平时除了生产，也参与军事训练，理论上是国家的军事骨干。因此，这些“国人”也有相对较高的政治权力，尤其是和住在乡村的“野人”相比，拥有不同类别的户籍，和不同的待遇。
但问题是，这些人也只是“像”国人。
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，差距是很大的。
在农业社会里，生产的基本单位可以细到家庭乃至个人。虽然古代农民很早就开始自发合作，以求提高生产效率，但哪怕只有一个家庭，也是可以养活自己的。只要有基本的工具和材料，就能自己立足。
工业社会，生产的基本单位却大了许多。指望一家一户就能进行工业生产，已经不太现实了，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大型工业设施，更是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合作才能使用。
结果就是，在农业时代，“有产业”很简单。但对于工业时代，“产业”的基本单位是工厂。这样一来，门槛就高多了。起码得是个工厂主，才能掌握“产业”的基本单位。
所以，这些“工业国人”的基础并不牢靠。他们只是名义上共同分享有所有权，实际上也不可能说这个机床是你的、那个电机是他的。而且，农业社会，合作的农民分割利润很容易，因为产出就是单一的农产品，大家谁有多少地也很明确。但工业时代，组织、管理、采购、售卖、维护、扩大生产，往往都是复杂的过程，需要专业知识，由专业人员负责。这使得分割利润没有农业时代那么直观容易。
这种情况下，工业国人其实比农业国人更不稳定，稍有些变动，就会滑落。他这个国人角色更多是名义上的，其实是个迫真国人。
但问题是，工厂主也没法担当国人的职责。
一个群体，如果要作为国家的支柱，那么他的重要性不止需要体现在生产领域，也需要体现在军队中——后者还更重要些。因为能打不能生产，还可以去劫掠和征服；要是不能打，那就真的啥都没了。
资产阶级革命之后，英国的新贵族和乡绅，非常积极地参加军队，垄断了几乎所有军官位置，借助自己和亲信家丁，牢牢控制着军队。而美国的真正拥有者，也一直在通过军工复合体等方式，把军队和自己绑在一起。后冷战时代之前，参军也一直是大族子弟的常见选择。
但中国这边，农业时代的庄园主曾经能给朝廷提供具装甲骑和中下层军官，但“工业庄园主”身上，商人属性要浓厚的多，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。
而且，这甚至不能只归因为当今中国有意管理的结果。看整个近代和现代东亚，都是如此。有军队掌握工业庄园的，有大王掌握军队和工业庄园的……但还真没有工业庄园主作为军队骨干的。
可能是因为，在东亚这边，这个组织方式还是不太行。
工厂主都不行，其他搞金融的，搞虚拟行业的，就更没戏了。
说到底，在中原式的政权里，国家的支柱就从来不是商人。相反，商人往往只能依附官吏，才能让自己发展壮大起来。人有了钱，自然会追求政治权力，但在中原体系里，这个路子基本不可能。
和之前的迫真国人一样，商人、企业主只在名义上是“财富的主人”，地位其实也并不稳定。和欧美的真资本家比起来，他们也只能算是迫真资本家，没有成为新贵族的可能。甚至还得时刻担心会不会有意外情况，比如官府又缺钱了……
所以，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一方面很多平民认为，企业主属于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；但另一方面，企业主却经常有强烈的出奔倾向。
因为哪怕没有专门研究过，大家其实也不难意识到，中原秩序下的企业主，是难以实现权力需求的。因此，大商人和精神大商人，就总觉得国内环境对他不友善，倾向于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，希望在那里能实现愿望。
（当然，现实中到底能不能满足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正如上文所说的，各个群体的中国人在不懂外国、全靠自己寻思这方面倒是很一致……）
总之，这个倾向都不止是意识形态的问题，而是文明本身带来的结果了。
而这两个现象，造成的结果，是工业时代的“耕战模式”错位了。而这，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：时代变化了，老方法依然能用，而且出乎意料地能打（当然也可能是敌人太菜了……），但却还是出现了各种奇怪的偏差。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，就是一个问题了。
列举了这么多对立和矛盾的情况，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当今这种中间状态出现的原因。这种“过渡”的现状，可能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。在合法性叙述方面，恐怕也是如此。3.2级：前景之一：“超级汉朝”
有过渡状态，就有发展方向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我们要看几个重点的地方。
1：权力结构
我们在之前一级的模型中提到，中国王朝时代的晚期，官僚已经成功脱离皇帝，获得了独立的合法性授权渠道。摆脱君主制的过程，不是官僚对皇帝的取代，而是皇帝取代宰相的努力最终失败、进而被抛弃的过程。
在这一级里，官僚机构也继承了这个传统。
很早之前就看有人说，中国的官吏非常严肃，不如西洋官吏。再之后，一般都会接各种对于中国文化保守的谴//责。
不过这个，主要不是文化是否保守的问题，而是文化内神权分配的问题：中国的官吏，尤其是高级主官，是兼有神权和神性的。他对位的不止是西洋的官员，而是官员+主教。主教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也会非常严肃的。
其他一些容易被人当做攻击对象的问题，像官吏为什么对认错特别慎重，不会轻易道歉这类，其实也和官僚兼管祭祀权有关。
而当今中国的最高权力，我看很多人喜欢比喻成皇帝，但这俩逻辑上是不一样的。从权力来源看，当今的国家元首，其实是“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”。
当然，汉朝离现在有点太远了，合法性传递方面变化了不少。考虑这方面的话，当今最高权力，最像的其实是张居正说的那种“摄政”，而且是皇帝不存在了的那种。
（合法性结构上，最像君主的反而是法国那边。法国总统其实是个有任期的国王，至今都兼任着安道尔大公。另外他还是摩纳哥的继承人，摩纳哥那个领主如果绝嗣了，领地就被法国总统继承了。
共和国时代的法国其实也有一套宗藩体系，挺有意思的。）
2：祭祀权的新变化
在这一阶段中，最大的变化，我个人感觉，是政党的出现。
中国式的政党和欧美那些差别还挺大。
虽然大家主要的功能，都包括“民意代表集团”。但是，从1级开始（民——天……），中原/华夏文明里的“民”，就可以直接提供祭祀权、提供神性了。
这意味着政党其实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授予自己合法性，不需要再去找个教派，找个宗教顾问，或者找个民族神，或者别的什么……只要能当好这个代表，它自己就能取得祭祀权了。
这种中华文明特色的合法性结构，又导致两个最明显的结果：
首先，稳定状态下，只会有一个真正的政党——因为这个合法性模型里，一个政党就对应一个“天”。而中原文明是个单核心结构，无法让复数个“天”一起存在。结果就是，不管表面上如何划分党派，实质上的政党只能有一个。要不然祭祀权就裂了，又得打到只剩一才行……
（这种规律，很多人都能凭经验和本能推测到，但我觉得原理并非是网上经常说的，中国人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。实际上中华文明不能容忍的，不是有多个最高权力，而是有多个并行的祭祀权系统，后者才是违背大一统本能的。
只不过现实中，因为政//教合一很完善，导致祭祀系统、祭祀权、行政权力，基本都是合为一体，所以才直观上，给人这种“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”的感觉。
历史上，如果祭祀权的统一没有受到挑战，只是行政权力分散，也不会出什么事儿的。经典例子，比如就是小皇帝名义上掌握祭祀权，大臣们之间，乃至和后宫分担行政的时候。虽然有一个行政首领，可以提高效率，但这个人的权威，只要够组织大家按规则运行朝廷就够了，不必要对其他人形成绝对优势。
现代中国也是如此。明清那个路线已经失效了，组织的稳定才是这个结构下最重要的。然而现在最常见的抨//击，居然是说本朝是独裁统治……只能说这些人怕是根本不了解现在的合法性规则与组织结构）
其次，因为接触和掌管祭祀方面，它就不可能和欧美同行一样，只是个松散同盟了。它必须完善起来，否则就不能很好地承担这个位置附带的使命——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，但凡是完善的祭祀权组织，几乎都必然要官liao化，用类似官府的结构组织起来（比如天主教会）。
但是，中国的官府，本来就兼有祭祀权了。这又出来个掌管祭祀权、结构类似官府的政党组织，这俩不是重合了么？
所以现实里大家可以发现，尤其在基层，这俩确实很重合……
而除了作为代表的这个方面，中国的政党还有一个角色，是“释天”。这回的“天”还是个外来的普世信仰，所以，释天、讲经的需求还比古代更大了。
而且，为了保证权威性和稳定性，组织里最好随时都有个最高大经师，而中原模式下，大经师当然也是政权的最高首领。
所以大家可以发现，每一个领导核心，都会出一套理论让大家背。这是展示自己大经师的造诣和身份，也就是祭祀权权威的直接体现。这个规律，估计今后也会延续的。
当然，还在被要求背这个，也是好事。
我经常见有人说，这是一种洗脑，其实这种说法才是匪夷所思的。
如果不好理解，就想想欧洲：什么人才会被教会安排学习拉丁语，学习神学知识。或者，想想汉朝，为什么士大夫都想学经，为什么经学家甚至可以发展成一个个门阀。
这里面的原理是一样的：学经，是祭祀权的一部分，是统治阶级专有的训练科目。只不过在中国，知识太普遍太常见，“统治学”都烂大街，让大家都意识不到它有多宝贵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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