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话的构筑
上文我们说了，tg“代打”，构筑女权合法性的问题，那么我们这里趁机来看一看，这个合法性是怎么构建的，构建的过程中面对了什么问题，又如何解决。这个套路大家可以参考下，因为其他方面，很多时候也是差不多思路的。
一夫一妻与多妻的神话：
我们现在看到的通俗说法，都是当时的妇女被男性欺压，受制于一夫多妻、封建礼教、包办婚姻之类的压迫。而妇女运动解救了大家，让妇女脱离了苦海。
现在的“男性原罪”宣传，也很喜欢提这些，认为这是以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，所以现在男性要还债。这个就是它少有的理论依据之一。
但问题是，这个理论的依据，其实只是构造出来的神话。
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？作为历史爱好者，我们可以绕开“教义”，直接看历史数据。
比如这个一夫多妻（或者说多妾）的问题，我们可以看清朝的数据。
清朝的档案留存比较完整，有人做过统计。最顶端的清朝宗室，王公以上爵位的大贵族，统计了363人，平均每人有妻+妾3.98人；有封爵的贵族（奉恩将军以上的）统计了1145人，平均2.15个妻+妾；无封爵的普通宗室10465人，平均妻妾1.59人。（《伦理与生活：清代的婚姻关系》）
从后金建立到1937年爱新觉罗家族修订族谱，清朝的宗室+觉罗，三百年间一共有男丁14万人，这一万多人的统计数字，所占的比例已经比较大了，应该是有代表性的。
而从这个数字看，哪怕在王朝地位最高的群体中，纳妾依然是上层才有的特权。考虑到财富的聚集问题，宗室里估计也得有一半的下层成员是和纳妾无缘的。
除了皇族，我们再看看其他人。
海宁陈氏是明清时期的超级豪族，在清朝趋于极盛，号称“海内第一望族”，高官层出不穷，人称“一门三阁老，六部五尚书”。而根据族谱统计，陈家从公元1372到1910年，520余年间，全族共娶妻5338人，共纳妾364人。纳妾的比例是
次一级的大族，比例就更低。
海宁的另一家大族查氏，从公元1430年到1908年，480年间，全族共娶妻5451人，共纳妾186人，纳妾率4.28%（《明清海宁查陈良家族人口的研究》）
苏州大族彭氏，全族的纳妾率是5%，基本都是有官身者贡献的，平民族人的纳妾率是0（《从苏州《彭氏宗谱》管窥明清江南人口状况——兼论谱牒与人口史研究》）
福建永定江氏也是当地大族，有妾的人占3.68%，光棍占0.31%，其他族人也都是一夫一妻（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、婚姻与移民现象——以福建永定县《济阳江氏高头族谱(南山房)》为例）
这些都是能屡次出进士、知府乃至阁老的大豪族，在社会中凤毛麟角，结果也就这样。普通大族纳妾的比例显然更低，小地主和自耕农就基本上别想了。所以，纳妾的行为当然是存在的，但它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，是很值得怀疑的。起码，绝对不是“古代男人都能三妻四妾”这种离谱认识……
对一夫多妻/多妾的谴责，其实也是个宗教话题，属于“西方”神话的一环。
一夫一妻是基督教的教义，但来源和形成时间不太好说。一般认为从罗马那里学来的，这个应该有道理，但罗马人那边，明显也有类似妾的身份。而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，也是有一夫多妻/多妾的。
实际上基督教自己也很长时间不能免俗，5世纪时，圣奥古斯丁还没法明确说多妻是否合法，而教宗文件里提过纳妾的问题，说这个不算正式婚姻，所以允许教士和妾离婚。
天主教会时代，这个规定理论上应该是越发严格的，但执行起来依然很难说。到12世纪，召开第一次拉特兰会议的时候，教会明确宣布禁止教士纳妾，但这种现象明显依然存在，只能靠反复谴责和重申。
新教对此则更宽容，马丁·路德明确表示多妻与经典不冲突，在实践中也很灵活，尤其是面对上层的时候。路德的主要支持者，黑森诸侯“高尚的菲利普”就同时有两个妻子，新教改革家们对此也是认同的。当然，后面支持多妻的教派更多，也更典型。
（菲利普反复无常还重婚，曾经在领地内驱逐过路德派教士，但一年之后就迅速妥协，加入了新教。
不过他帮助其他诸侯，镇压了弗兰茨·冯·济金根和乌尔里希·冯·胡滕领导的骑士起义，和托马斯·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，挽救了不少贵族，所以名声还不错。
至于路德，那是老二五仔，拒绝老战友胡滕的求援，翻脸攻击自己的学生闵采尔，要求贵族屠杀追随过自己的农民；一边要求平民不要使用暴力，说用暴力会触怒上帝，一边号召诸侯们动用暴力，武装对抗罗马教会……都是日常了
实际上，哪怕完全不看这些，只看在教义和改革上的影响，他也比不上加尔文等人。不知道为啥被当典型了……）
总而言之，中国这边，妻妾的概念较为明确，而且两千多年间定义没什么大变化，但欧洲那边，婚制很复杂。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，实际差距并不小，和中国这边的概念也不一定相似。
在语言上，大家都是拉丁语“Concubinatus”的衍生词，但翻译成“妾”还是“（女并）居者”还是“情妇”，并不好确定，而且可能都不太准确。（括号里是一个字。其实能打出来，但这个字好像是敏感词……）
（类似的其实很多，比如欧洲的爵位和中国的爵位就不是一回事）
所以，如上文所说，在这个概念下，“用西方谴责中国”就没什么意义。
实际上，大部分时候，一夫一妻也只是个标定异教徒和异端，并指责对方的工具。这其中的理由，不是“一夫一妻制度更先进，别人不遵守，所以需要指责他不道德”；而是“基督教要求一夫一妻，别人不遵守，所以要指责他不道德”。
相反，只要信奉基督教，不进行多次基督教仪式的结婚，就是道德的。（其他方式的结婚，比如结了婚的欧洲人跑到印度或者美洲，跟当地人又结了婚。这类例子也不少，就不算重婚了）
这个理论，和之前提的不少口号一样，是没法细说的。因为在中原文明下，不管信不信宗教，人们对于道德与宗教关系的理解，都和欧洲并不一样。
基督教文明里，道德和宗教是绑定的——实际上他们那个道德，本来就是教会在蛮族中灌输、引入的。但在中国，这俩并没有绑定，很多人因此理解不了为什么符合宗教就符合道德这个情况。
只要信奉基督教，不去教堂办婚礼，找114514个情妇也是道德模范，这个逻辑很多人就不能理解。因为双方的基础理论标准都不一样……
不是因为一夫一妻先进，所以基督教采纳，而是因为基督教采纳，所以论述他先进。这个是人家的内在逻辑，但这个逻辑，是没法给大众“讲经”的。
道德的强制扩张与“礼教”的形成：
那么一夫一妻到底真的先进么？
这个得看你自己的立场了。因为对于这种事情，不同立场的人，判断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。
和女权主义的宣传相反，中国古人自己，才是一夫一妻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。
从战国开始，“封建礼教”和国家法律，都明确反对和惩罚一夫多妻，对纳妾也严格进行限制，这个前面应该讲了不少了，不赘述了。总之，和罗马人一样，是最早把这套婚制制度化，并且大力推广的地方。
亚欧大陆这两头的文明，却选择了相同的道德和制度。这显然不是基督教或者西方先进文明的功劳了。
至于这个共性从哪来，应该也很好理解——这俩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，他们都是军事化程度相当高的文明。在文明的成型期，构造文明习惯的，是充当军事主力的国人/公民。
首先，我们要搞清一个问题，道德到底是什么？
这个应该是老生常谈的话题。大体来说，道德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守则，目的是保护群体成员的最大利益。
但很多时候，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太大，实现利益的方式差别也太大。这样一来，这些群体，彼此之间的道德，也产生很大差别。在不少印欧系文明里，这个差别表现的非常明显——贵族的道德不同于平民的道德，各个种姓都有自己的道德……这类例子很多。
其次，我们还得弄清楚，婚制到底是什么？
现在的宣传喜欢把情感和婚姻混为一谈，但实际上婚制并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个制度的核心非常简单，就是资源分配和财产地位的继承。
妻、妾的最大区别是什么？是身份，也就是家庭内财产、地位上的差别，还有她们子嗣继承权的差别。同样，妻子和情妇、各种文明里不同种类的妾室/情妇，最基本的区别，也在这里。如果家庭男主人的两位配偶，拥有相似的权力，子嗣也拥有相似的继承权，那不管她们的头衔、称号叫什么，这就是实质上的多妻制。如果其中一位权力更低，或者子嗣的继承权更低，那就偏向于妾。当权力低到不能对家庭产生影响，子嗣完全没有合法继承权的时候，就是古代意义上的情妇了。
不同文明不同时代，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和制度，而且有些时候根本是名不副实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据此，设定一个连续的坐标轴，这样就方便理解了。
这两个概念说清楚之后，就可以理解古代礼教是如何形成的。
我们把社会中的人，粗略地分为上层男性、下层男性、上层女性、下层女性（当然，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）。不同的人群，对于婚制的偏好，也是有很大差别的。
上层男性，更喜欢一夫多妻的制度。因为这些人掌握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，在娱乐这方面，是完全不缺女人的。对他们来说，最大的问题，是绝嗣。
汉朝的例子尤其明显。很多诸侯王，不是没有后代，但正妻没有儿子，皇帝和朝廷就直接裁定绝嗣，把王国废除了——其他配偶不是“妻”，子嗣也没有完整继承权。在这种规则下，上层就容易受到打击。
（皇帝实际上是个例外。理论上皇帝是最顶层的男性，但实际上“皇帝”是个承担祭司王角色的机构，它的利益经常和其他上层不一致，反而趋向于平民。
这里其实也有个有意思的事，就是据此推论，可以得出，理论上，皇帝也并不一定是男性。在实用主义背景下，可以担当这个机构的职责就行，性别反而其次。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女性代行皇帝职责的情况，这里可能就是原因之一。
当然，名义上也是皇帝的女性并不多见，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，之后再说）
而对于下层男性来说，就是另一种情况。
绝大部分时候，下层男性根本没有多配偶的可能。而有人实行多妻制的话，等于给下层女性提供了一个上升渠道，允许她们进入上层男性的家庭，为自己和后代争夺利益。而即使只能获得上层利益的一小部分，收益也往往比下层家庭提供的多得多，吸引力也远远大于下层男性。
另一方面，下层家庭对抗意外的能力要比上层弱的多，所以天然更追求稳定。上层可以很开放，男性女性都可以很自由，但下层家庭是承受不住的。而下层家庭的稳定性，又本来就不怎么样。
社会风气淫逸、家庭不稳定的问题，贾谊就吐槽过。之前正文里，也讲过汉朝的案例，比如妻子跑路投有钱人去了，或者干脆卷走家产消失了……从有史料开始，这都是时不时出现的现象，有些事情，现在都还有例子。
对于下层男性来说，积攒产业、娶妻成家是很难的，但失去妻子和钱财却很容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肯定会引起下层男性的不满。
相比于春秋，汉朝的儒家更加趋于保守。这个变化，和儒家知识分子所处的群体，是有关联的。
很多时候，思想的变化，不止是思想本身变了，也是人变了。当儒家的组成部分，从中下层贵族，扩展到大部分平民知识分子的时候，保守化其实是必然的趋势。因为下层本来就比上层更加保守。
汉儒提出的各种要求，比如妇人服从丈夫、坚持一夫一妻、禁止以妾为妻、禁止纳妾逾制、限制妇女离婚等，基本都是针对当时这些情况，做出的应激性反应。
说是应激性反应，主要是因为其中有些条目非常的简单粗暴，比如有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跑了，大家就直接要求妇人服从丈夫，禁止所有女人离婚。但也有一些，比如对一夫一妻的坚持，直到现在都还有影响。
这些要求被经师们整理为系统理论之后，就成了早期“封建礼教”的雏形。
对上层来说，这个要求是很麻烦的。
上面说过，不同阶层按理说会有不同的道德，但在中国，却是一家独大的情况。“国人”的道德是绝对的主流，甚至迫使上层也要在表面上接受。
我查了下道德绑架的定义：道德绑架，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，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、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。
所以，从上层的视角看，这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——下层天天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胁迫他们，哪怕大家都知道做不到，也完全不想做，都得装作想做的样子。
至于为什么可以提出这些要求，说到底还是因为上文说过的，军事化的原因。因为人家手里有家伙，所以就有提出要求的权力了。
而大陆两头，出现了两个一夫一妻文明，也可以理解了——他俩的中坚阶层，更擅长说服大家遵守道德。
所以你说道德是什么？有时候道德就是短剑和环首刀……
说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因为对当时的中下层男性来说，无后的威胁是个很现实的问题。而婚制直接影响财产安全，家庭稳定和血脉传承，是个很让人焦虑的事情。为了这种事情，当事人自然非常有动力。
在国人阶层的强烈要求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推动下，上层被迫做出让步，这种交锋的结果，就是完成版的礼教了。
这也可以解释，为什么礼教在有些方面莫名其妙地执着，有些地方又莫名其妙地薄弱。因为这玩意儿本质就是个妥协产物。
构造出来的神话中，是全社会男性团结起来，一起压制全社会的女性。但现实是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有男性共同赞成和维持的“礼教”。
对于婚制和礼义道德，男性之间的矛盾分歧，经常远远大于男女之间。大家都各怀心思，试图给其他阶层的男性施压，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条件，才是日常。
实际上，不止男性，女性也是如此。
相当一部分上层女性，在婚制上并不和上层男性站在一起。她们反而和下层男性一样，支持严格的一夫一妻。
理由也很简单，人家都是大小姐出身，没有重大意外的话，人生轨迹就是注定的：和一位上层男性结婚，成为富贵人家的主母。丈夫纳妾也好，找情妇也好，她很可能管不住，但她必须守住一条底线——坚决不能让这些狐狸精抢走自己的正室地位，还有自己子嗣的继承权。
所以，在坚持一夫一妻、反对以妾为妻这个方面，这些上层女性和我们之前说的下层男性，微妙地产生了一致。
这种现象，在古代还确实能看出来。很多中下层男性文人描写的故事里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少雷同的情节，就是出身正统高贵的正妻，被野路子冒出来的小三迫害。作者基本上都是同情正妻一方的。
按理说，这边又不是法国，绝大多数下层男性和上层女性，其实根本没什么交集，但就在这种情况下，靠着相似的利益诉求，二者就这么形成了“反狐狸精联盟”。这个心态的影响，也是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而下层女性，因为数量庞大，利益诉求又太多样，几乎找不出一个共性，也没法进行概括。
所以，这个神话的脆弱性，也就体现出来了。
现代传媒让一些人生活在小圈子里。虽然技术进步了，但在重重筛选之下，实际交际的范围和人际关系复杂程度，可能都不如天天生活在乡里的古代人。
面向这种人，建设和宣传的“世界”，当然也不是真实的世界。
而无论怎么构筑，神话在现实中，力量也是有限的。
真实世界里，当年的tg在实践中，希望大家出力保护妇女的时候，肯定不能用这种女权主义神话的。
这里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女权主义的理论，针对的不止是女性。尤其是那些偏向动员和实践的理论，主要目标应该是男性才对。
这个原因……咱们这边估计也没什么女读者，就不那么计较，直白说了。主要原因有两个，小点的原因，是女人生产力贡献不如男人。大点的原因，是女人打不过男人。
前者在和平时期且有秩序的地方，权重更大；后者在战乱或者秩序无法良好渗透的地方，权重更大。但现实是，和平和秩序，同样要依靠暴力维持，“打得过”的人才有权力建立秩序。所以，前者其实也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。
这其实也就是上文所说：道德的基础，是环首刀。
Tg当年显然也要面对这个问题，要说服大多数男性接受自己的理论，才能把政策贯彻下去。但这个原始版的女权主义神话，显然是没法完成任务的。
我们之前说了，决定道德的，是社会的军事骨干。而tg当年的军事骨干，也是自耕农。
但要是有人给农民说“男人天天纳妾，太迫害妇女了。所以你要忏悔和赎罪，向女性让利。”那农民十有八九会觉得他脑子有点问题——纳妾和他有什么关系，而且他也不知道原罪和赎罪是什么个逻辑……
神话和现实的冲突，就在这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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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夫一妻与多妻的神话：
我们现在看到的通俗说法，都是当时的妇女被男性欺压，受制于一夫多妻、封建礼教、包办婚姻之类的压迫。而妇女运动解救了大家，让妇女脱离了苦海。
现在的“男性原罪”宣传，也很喜欢提这些，认为这是以往男性对女性的压迫，所以现在男性要还债。这个就是它少有的理论依据之一。
但问题是，这个理论的依据，其实只是构造出来的神话。
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呢？作为历史爱好者，我们可以绕开“教义”，直接看历史数据。
比如这个一夫多妻（或者说多妾）的问题，我们可以看清朝的数据。
清朝的档案留存比较完整，有人做过统计。最顶端的清朝宗室，王公以上爵位的大贵族，统计了363人，平均每人有妻+妾3.98人；有封爵的贵族（奉恩将军以上的）统计了1145人，平均2.15个妻+妾；无封爵的普通宗室10465人，平均妻妾1.59人。（《伦理与生活：清代的婚姻关系》）
从后金建立到1937年爱新觉罗家族修订族谱，清朝的宗室+觉罗，三百年间一共有男丁14万人，这一万多人的统计数字，所占的比例已经比较大了，应该是有代表性的。
而从这个数字看，哪怕在王朝地位最高的群体中，纳妾依然是上层才有的特权。考虑到财富的聚集问题，宗室里估计也得有一半的下层成员是和纳妾无缘的。
除了皇族，我们再看看其他人。
海宁陈氏是明清时期的超级豪族，在清朝趋于极盛，号称“海内第一望族”，高官层出不穷，人称“一门三阁老，六部五尚书”。而根据族谱统计，陈家从公元1372到1910年，520余年间，全族共娶妻5338人，共纳妾364人。纳妾的比例是
次一级的大族，比例就更低。
海宁的另一家大族查氏，从公元1430年到1908年，480年间，全族共娶妻5451人，共纳妾186人，纳妾率4.28%（《明清海宁查陈良家族人口的研究》）
苏州大族彭氏，全族的纳妾率是5%，基本都是有官身者贡献的，平民族人的纳妾率是0（《从苏州《彭氏宗谱》管窥明清江南人口状况——兼论谱牒与人口史研究》）
福建永定江氏也是当地大族，有妾的人占3.68%，光棍占0.31%，其他族人也都是一夫一妻（明清以来区域社会的科举、婚姻与移民现象——以福建永定县《济阳江氏高头族谱(南山房)》为例）
这些都是能屡次出进士、知府乃至阁老的大豪族，在社会中凤毛麟角，结果也就这样。普通大族纳妾的比例显然更低，小地主和自耕农就基本上别想了。所以，纳妾的行为当然是存在的，但它的影响范围到底有多大，是很值得怀疑的。起码，绝对不是“古代男人都能三妻四妾”这种离谱认识……
对一夫多妻/多妾的谴责，其实也是个宗教话题，属于“西方”神话的一环。
一夫一妻是基督教的教义，但来源和形成时间不太好说。一般认为从罗马那里学来的，这个应该有道理，但罗马人那边，明显也有类似妾的身份。而基督教的前身犹太教，也是有一夫多妻/多妾的。
实际上基督教自己也很长时间不能免俗，5世纪时，圣奥古斯丁还没法明确说多妻是否合法，而教宗文件里提过纳妾的问题，说这个不算正式婚姻，所以允许教士和妾离婚。
天主教会时代，这个规定理论上应该是越发严格的，但执行起来依然很难说。到12世纪，召开第一次拉特兰会议的时候，教会明确宣布禁止教士纳妾，但这种现象明显依然存在，只能靠反复谴责和重申。
新教对此则更宽容，马丁·路德明确表示多妻与经典不冲突，在实践中也很灵活，尤其是面对上层的时候。路德的主要支持者，黑森诸侯“高尚的菲利普”就同时有两个妻子，新教改革家们对此也是认同的。当然，后面支持多妻的教派更多，也更典型。
（菲利普反复无常还重婚，曾经在领地内驱逐过路德派教士，但一年之后就迅速妥协，加入了新教。
不过他帮助其他诸侯，镇压了弗兰茨·冯·济金根和乌尔里希·冯·胡滕领导的骑士起义，和托马斯·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，挽救了不少贵族，所以名声还不错。
至于路德，那是老二五仔，拒绝老战友胡滕的求援，翻脸攻击自己的学生闵采尔，要求贵族屠杀追随过自己的农民；一边要求平民不要使用暴力，说用暴力会触怒上帝，一边号召诸侯们动用暴力，武装对抗罗马教会……都是日常了
实际上，哪怕完全不看这些，只看在教义和改革上的影响，他也比不上加尔文等人。不知道为啥被当典型了……）
总而言之，中国这边，妻妾的概念较为明确，而且两千多年间定义没什么大变化，但欧洲那边，婚制很复杂。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，实际差距并不小，和中国这边的概念也不一定相似。
在语言上，大家都是拉丁语“Concubinatus”的衍生词，但翻译成“妾”还是“（女并）居者”还是“情妇”，并不好确定，而且可能都不太准确。（括号里是一个字。其实能打出来，但这个字好像是敏感词……）
（类似的其实很多，比如欧洲的爵位和中国的爵位就不是一回事）
所以，如上文所说，在这个概念下，“用西方谴责中国”就没什么意义。
实际上，大部分时候，一夫一妻也只是个标定异教徒和异端，并指责对方的工具。这其中的理由，不是“一夫一妻制度更先进，别人不遵守，所以需要指责他不道德”；而是“基督教要求一夫一妻，别人不遵守，所以要指责他不道德”。
相反，只要信奉基督教，不进行多次基督教仪式的结婚，就是道德的。（其他方式的结婚，比如结了婚的欧洲人跑到印度或者美洲，跟当地人又结了婚。这类例子也不少，就不算重婚了）
这个理论，和之前提的不少口号一样，是没法细说的。因为在中原文明下，不管信不信宗教，人们对于道德与宗教关系的理解，都和欧洲并不一样。
基督教文明里，道德和宗教是绑定的——实际上他们那个道德，本来就是教会在蛮族中灌输、引入的。但在中国，这俩并没有绑定，很多人因此理解不了为什么符合宗教就符合道德这个情况。
只要信奉基督教，不去教堂办婚礼，找114514个情妇也是道德模范，这个逻辑很多人就不能理解。因为双方的基础理论标准都不一样……
不是因为一夫一妻先进，所以基督教采纳，而是因为基督教采纳，所以论述他先进。这个是人家的内在逻辑，但这个逻辑，是没法给大众“讲经”的。
道德的强制扩张与“礼教”的形成：
那么一夫一妻到底真的先进么？
这个得看你自己的立场了。因为对于这种事情，不同立场的人，判断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。
和女权主义的宣传相反，中国古人自己，才是一夫一妻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。
从战国开始，“封建礼教”和国家法律，都明确反对和惩罚一夫多妻，对纳妾也严格进行限制，这个前面应该讲了不少了，不赘述了。总之，和罗马人一样，是最早把这套婚制制度化，并且大力推广的地方。
亚欧大陆这两头的文明，却选择了相同的道德和制度。这显然不是基督教或者西方先进文明的功劳了。
至于这个共性从哪来，应该也很好理解——这俩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，他们都是军事化程度相当高的文明。在文明的成型期，构造文明习惯的，是充当军事主力的国人/公民。
首先，我们要搞清一个问题，道德到底是什么？
这个应该是老生常谈的话题。大体来说，道德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守则，目的是保护群体成员的最大利益。
但很多时候，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太大，实现利益的方式差别也太大。这样一来，这些群体，彼此之间的道德，也产生很大差别。在不少印欧系文明里，这个差别表现的非常明显——贵族的道德不同于平民的道德，各个种姓都有自己的道德……这类例子很多。
其次，我们还得弄清楚，婚制到底是什么？
现在的宣传喜欢把情感和婚姻混为一谈，但实际上婚制并不是这么回事。这个制度的核心非常简单，就是资源分配和财产地位的继承。
妻、妾的最大区别是什么？是身份，也就是家庭内财产、地位上的差别，还有她们子嗣继承权的差别。同样，妻子和情妇、各种文明里不同种类的妾室/情妇，最基本的区别，也在这里。如果家庭男主人的两位配偶，拥有相似的权力，子嗣也拥有相似的继承权，那不管她们的头衔、称号叫什么，这就是实质上的多妻制。如果其中一位权力更低，或者子嗣的继承权更低，那就偏向于妾。当权力低到不能对家庭产生影响，子嗣完全没有合法继承权的时候，就是古代意义上的情妇了。
不同文明不同时代，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和制度，而且有些时候根本是名不副实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据此，设定一个连续的坐标轴，这样就方便理解了。
这两个概念说清楚之后，就可以理解古代礼教是如何形成的。
我们把社会中的人，粗略地分为上层男性、下层男性、上层女性、下层女性（当然，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）。不同的人群，对于婚制的偏好，也是有很大差别的。
上层男性，更喜欢一夫多妻的制度。因为这些人掌握了社会大部分的资源，在娱乐这方面，是完全不缺女人的。对他们来说，最大的问题，是绝嗣。
汉朝的例子尤其明显。很多诸侯王，不是没有后代，但正妻没有儿子，皇帝和朝廷就直接裁定绝嗣，把王国废除了——其他配偶不是“妻”，子嗣也没有完整继承权。在这种规则下，上层就容易受到打击。
（皇帝实际上是个例外。理论上皇帝是最顶层的男性，但实际上“皇帝”是个承担祭司王角色的机构，它的利益经常和其他上层不一致，反而趋向于平民。
这里其实也有个有意思的事，就是据此推论，可以得出，理论上，皇帝也并不一定是男性。在实用主义背景下，可以担当这个机构的职责就行，性别反而其次。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女性代行皇帝职责的情况，这里可能就是原因之一。
当然，名义上也是皇帝的女性并不多见，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，之后再说）
而对于下层男性来说，就是另一种情况。
绝大部分时候，下层男性根本没有多配偶的可能。而有人实行多妻制的话，等于给下层女性提供了一个上升渠道，允许她们进入上层男性的家庭，为自己和后代争夺利益。而即使只能获得上层利益的一小部分，收益也往往比下层家庭提供的多得多，吸引力也远远大于下层男性。
另一方面，下层家庭对抗意外的能力要比上层弱的多，所以天然更追求稳定。上层可以很开放，男性女性都可以很自由，但下层家庭是承受不住的。而下层家庭的稳定性，又本来就不怎么样。
社会风气淫逸、家庭不稳定的问题，贾谊就吐槽过。之前正文里，也讲过汉朝的案例，比如妻子跑路投有钱人去了，或者干脆卷走家产消失了……从有史料开始，这都是时不时出现的现象，有些事情，现在都还有例子。
对于下层男性来说，积攒产业、娶妻成家是很难的，但失去妻子和钱财却很容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肯定会引起下层男性的不满。
相比于春秋，汉朝的儒家更加趋于保守。这个变化，和儒家知识分子所处的群体，是有关联的。
很多时候，思想的变化，不止是思想本身变了，也是人变了。当儒家的组成部分，从中下层贵族，扩展到大部分平民知识分子的时候，保守化其实是必然的趋势。因为下层本来就比上层更加保守。
汉儒提出的各种要求，比如妇人服从丈夫、坚持一夫一妻、禁止以妾为妻、禁止纳妾逾制、限制妇女离婚等，基本都是针对当时这些情况，做出的应激性反应。
说是应激性反应，主要是因为其中有些条目非常的简单粗暴，比如有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跑了，大家就直接要求妇人服从丈夫，禁止所有女人离婚。但也有一些，比如对一夫一妻的坚持，直到现在都还有影响。
这些要求被经师们整理为系统理论之后，就成了早期“封建礼教”的雏形。
对上层来说，这个要求是很麻烦的。
上面说过，不同阶层按理说会有不同的道德，但在中国，却是一家独大的情况。“国人”的道德是绝对的主流，甚至迫使上层也要在表面上接受。
我查了下道德绑架的定义：道德绑架，是指人们以道德的名义，利用过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标准要求、胁迫或攻击别人并左右其行为的一种现象。
所以，从上层的视角看，这其实是一种道德绑架——下层天天用过高的道德标准胁迫他们，哪怕大家都知道做不到，也完全不想做，都得装作想做的样子。
至于为什么可以提出这些要求，说到底还是因为上文说过的，军事化的原因。因为人家手里有家伙，所以就有提出要求的权力了。
而大陆两头，出现了两个一夫一妻文明，也可以理解了——他俩的中坚阶层，更擅长说服大家遵守道德。
所以你说道德是什么？有时候道德就是短剑和环首刀……
说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因为对当时的中下层男性来说，无后的威胁是个很现实的问题。而婚制直接影响财产安全，家庭稳定和血脉传承，是个很让人焦虑的事情。为了这种事情，当事人自然非常有动力。
在国人阶层的强烈要求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推动下，上层被迫做出让步，这种交锋的结果，就是完成版的礼教了。
这也可以解释，为什么礼教在有些方面莫名其妙地执着，有些地方又莫名其妙地薄弱。因为这玩意儿本质就是个妥协产物。
构造出来的神话中，是全社会男性团结起来，一起压制全社会的女性。但现实是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有男性共同赞成和维持的“礼教”。
对于婚制和礼义道德，男性之间的矛盾分歧，经常远远大于男女之间。大家都各怀心思，试图给其他阶层的男性施压，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条件，才是日常。
实际上，不止男性，女性也是如此。
相当一部分上层女性，在婚制上并不和上层男性站在一起。她们反而和下层男性一样，支持严格的一夫一妻。
理由也很简单，人家都是大小姐出身，没有重大意外的话，人生轨迹就是注定的：和一位上层男性结婚，成为富贵人家的主母。丈夫纳妾也好，找情妇也好，她很可能管不住，但她必须守住一条底线——坚决不能让这些狐狸精抢走自己的正室地位，还有自己子嗣的继承权。
所以，在坚持一夫一妻、反对以妾为妻这个方面，这些上层女性和我们之前说的下层男性，微妙地产生了一致。
这种现象，在古代还确实能看出来。很多中下层男性文人描写的故事里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少雷同的情节，就是出身正统高贵的正妻，被野路子冒出来的小三迫害。作者基本上都是同情正妻一方的。
按理说，这边又不是法国，绝大多数下层男性和上层女性，其实根本没什么交集，但就在这种情况下，靠着相似的利益诉求，二者就这么形成了“反狐狸精联盟”。这个心态的影响，也是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而下层女性，因为数量庞大，利益诉求又太多样，几乎找不出一个共性，也没法进行概括。
所以，这个神话的脆弱性，也就体现出来了。
现代传媒让一些人生活在小圈子里。虽然技术进步了，但在重重筛选之下，实际交际的范围和人际关系复杂程度，可能都不如天天生活在乡里的古代人。
面向这种人，建设和宣传的“世界”，当然也不是真实的世界。
而无论怎么构筑，神话在现实中，力量也是有限的。
真实世界里，当年的tg在实践中，希望大家出力保护妇女的时候，肯定不能用这种女权主义神话的。
这里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女权主义的理论，针对的不止是女性。尤其是那些偏向动员和实践的理论，主要目标应该是男性才对。
这个原因……咱们这边估计也没什么女读者，就不那么计较，直白说了。主要原因有两个，小点的原因，是女人生产力贡献不如男人。大点的原因，是女人打不过男人。
前者在和平时期且有秩序的地方，权重更大；后者在战乱或者秩序无法良好渗透的地方，权重更大。但现实是，和平和秩序，同样要依靠暴力维持，“打得过”的人才有权力建立秩序。所以，前者其实也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。
这其实也就是上文所说：道德的基础，是环首刀。
Tg当年显然也要面对这个问题，要说服大多数男性接受自己的理论，才能把政策贯彻下去。但这个原始版的女权主义神话，显然是没法完成任务的。
我们之前说了，决定道德的，是社会的军事骨干。而tg当年的军事骨干，也是自耕农。
但要是有人给农民说“男人天天纳妾，太迫害妇女了。所以你要忏悔和赎罪，向女性让利。”那农民十有八九会觉得他脑子有点问题——纳妾和他有什么关系，而且他也不知道原罪和赎罪是什么个逻辑……
神话和现实的冲突，就在这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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